讲白了，任何一个要搞“战略转移”的团队，无论是游戏公司要砍掉不赚钱的项目，还是公会要开荒新版本，都绕不开一个鬼故事——“人员优化”。

这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谁滚蛋，谁留下。

而决定这张生死名单的，从来都不是你曾经立下多少功劳，也不是你能力有多强，技术有多硬。

真正有用的，只有两个字：政治。

或者说，你是不是领导的“自己人”。

这事儿就离谱。

1

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组织会无比珍惜自己的核心资产，也就是那些最有经验、最能打的人才。

就像一个游戏打到了最终Boss面前，正常人的思维都是把队里装备最好、操作最骚的DPS和奶妈带上，其他人原地待命。

但现实往往比游戏魔幻得多。

现实是，团长可能会优先踢掉那个装备最好但总在战术会议上跟他抬杠的大神，反而带上那个全程划水但天天在公会频道里喊“团长牛逼”的舔狗。

为什么？

因为在某些所谓的“领导”眼里，团队的生死存亡，远没有他自己的权威重要。一个不听话的大神，对他来说不是资产，是负债，是潜在的威胁。

而一个听话的菜鸡，虽然不能打，但能提供情绪价值，能巩固他的统治。

你看，所有的组织问题，本质上都是人性问题。

长征前的故事，就是这个逻辑的终极放大版。

当时拍板决定谁走谁留的，是博古和李德。这两位是当时版本的“天降猛男”，手握最高权限，满脑子都是从苏联“先进服”抄来的标准答案，看谁都像是需要被“教育”的土鳖。

他们的标准简单粗暴：你支持我，你就是同志，上船。你反对过我，或者跟那个姓毛的走得太近，那你就是思想有问题，留下。

至于你为革命流过多少血，打过多少硬仗？不好意思，KPI里没这一条。

这不就是典型的“大公司病”么？一个新上任的VP，带着老板的尚方宝剑，空降到一个项目组。他不看产品数据，不看用户反馈，他只看一件事：谁是他的人。

那些跟着前任总监一起摸爬滚打、把项目从0做到1的老员工，因为思维固化，因为对新VP的“顶层设计”提出过质疑，一夜之间就成了“组织架构调整”的牺牲品。

他们的代码、他们的设计、他们的经验，在新领导的PPT里，一文不值。

这就是现实的残酷。你以为是并肩作战的革命，但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场权力洗牌。

2

毛主席当时是什么角色？

一个被架空的创始人。

他是公司的名誉董事长，苏维埃主席，听起来很唬人。但实际上，在决定公司核心项目（长征）的人员名单时，他连建议权都快没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但当时的情况确实魔幻）。

他知道很多人要被留下，很多所谓的“毛派”，都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

他于心不忍，特别是为了瞿秋白。

瞿秋白是谁？那可是顶级的文胆，理论大师，放现在就是公司的首席战略官兼品牌公关总监。这种人才，按理说是任何一个团队都想抢着要的“SSR金卡”。

老毛亲自去找博古求情，说带上秋白同志吧，这人有用。

结果呢？被拒了。

博古的潜台词很简单：对不起，这个人历史记录里有“不听话”的标签，系统过不了审。而且，他是你的人，不是我的人。

我反正是没看懂这种操作。这就像一个游戏工作室，马上要去做路演了，CEO亲自发话，说把我们最好的文案和主策带上。结果项目总监说，不行，那个主策上次开会怼过我，那个文案的朋友圈从不给我点赞，让他们去看仓库吧。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在所谓的“青山会议”上，老毛被迫当那个坏人，念着那份他自己都无法决定的名单。

瞿秋白就在台下听着。当他发现从头到尾没有自己的名字时，那种心情，恐怕比游戏里被黑了装备还要难受一万倍。

那是从信仰到现实的全面崩塌。

他当场站起来，请求跟着走。

老毛的回答很无奈，也很真实：“会后再谈。”

这四个字，职场老油条都懂。它真正的意思是：兄弟，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别为难我了。

后来吴黎平不死心，又去求情。洛甫的回答更经典：“这是集体商量的决定，我一个人不好改变。”

看见没？“集体决定”，办公室政治里最牛逼的甩锅神器，进可攻退可守，突出一个滴水不漏。

事情到了这一步，瞿秋白的命运，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告别宴上，他喝着闷酒，悲咽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

这话听着，让人心碎。

一个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为理想燃烧了半生的人，最终不是倒在冲锋的路上，而是被自己人以一种极其官僚和冷酷的方式，遗弃在了最危险的地方。

这真的很重要。我是说，这种被自己人抛弃的痛苦，真的、真的很重要。

最终，他被捕，就义。走向刑场时，他很镇定。然后唱起了国际歌。用俄语。

那是他最后的骄傲，也是对这个荒诞世界的无声控诉。

3.

被留下的，远不止瞿秋白一个。

何叔衡，61岁的老革命，党的创始人之一。被留下，牺牲。

贺昌，总政副主任，29岁，青年才俊。留下，战斗至最后一刻，重伤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刘伯坚，搞过兵运，策划过起义的大功臣。留下，被俘，戴着镣铐游街，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牺牲。

还有毛主席的亲弟弟毛泽覃，还有古柏……

这份名单，长得让人心惊。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为理想奋斗的灵魂。他们不是因为能力不行，不是因为不够忠诚，仅仅是因为站错了队，或者说，仅仅是因为没有去站那个当时看起来最“正确”的队。

博古和李德，这两个“版本答案”的执行者，用一场冷酷的人员筛选，几乎葬送了苏区最宝贵的一批人才。

留下的干部，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一个游戏公司，在项目面临危机时，市场总监大笔一挥，把研发部门90%的核心骨干全给开了。理由是：他们不符合我最新的“敏捷开发”理念。

然后，这个项目死了。

死得透透的。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那些手握生杀大权、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往往是把事情搞砸最快的人。而那些被他们当成“包袱”甩掉的，恰恰是组织真正的根基和希望。

幸运的是，那支踏上长征的队伍，最终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和血的教训中，完成了领导核心的迭代。遵义会议，纠正了航向，也宣告了那种僵化、脱离实际的“办公室政治”的破产。

但那些被留下的英魂，却再也回不来了。

他们的故事，今天看来，仍然像一根针，深深扎进每个人的心里。

它提醒我们，在一个组织里，最可怕的永远不是外部的敌人有多强大，而是内部的自己人有多愚蠢和傲慢。

它更提醒我们，永远要警惕那些手里有点权力，就把“服从性测试”玩得比谁都溜的人。

因为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扔掉的“包袱”，可能恰恰是唯一能带大家走出困境的地图。

而他们自己——只会把所有人带进坑里。

……还特么是自己亲手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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