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开头那会儿，汪精卫背叛了国家，跑去南京，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搞了个假政府。这个假政府跟东北、华北、内蒙、华东、华南那些地方的假组织都是一路货色。但它还硬要挂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招牌，甚至厚着脸皮说自己是孙中山思想的传人，连孙中山的名字都给利用了。
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他们干尽了背叛国家、讨好敌人的坏事，犯下了极大的罪恶。
重庆那边有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还有林森当主席的国民政府；南京呢，汪精卫领头的也叫“国民党”、“国民政府”，但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真抗日，另一个却是卖国求荣。
汪精卫和他的日本上司，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号，心里打着小算盘，想拿南京的“国民党”当诱饵，让重庆的国民党人上钩投降。日本方面自以为计划很周全，还盼着蒋介石能和汪精卫再联手一次，第四次合作呢。可最后的结果，彻底打破了日本和汪精卫的美梦，原来他们只是在做白日梦。
【1、日本的猜忌】
汪精卫不愿意一直给蒋介石当助手，反倒乐意成为日本人的走狗。
日本人并不像尊重蒋介石那样尊重他，而且也不太信得过他。
想想看，谁会相信一个背叛自己国家的人呢？又有哪个国家会认为出卖祖国以求荣华富贵的人品德好呢？
那些侵略他国的坏蛋，使尽各种花招拉拢人心，这不是正好说明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说他们支持和利用叛徒吗？
要是他胆敢说叛国的人很可爱、很值得尊敬，那他不光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恐怕还会遭到全世界人的唾弃和看不起。
不得不承认，侵略者常常在被他们占领的地方，找些叛徒当帮凶，这已经成了老一套。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时，一个小国去攻打一个大国，管不过来那么大片的占领区，所以就想出了“让中国人管中国人”的招儿，扔点残羹冷炙给几个走狗、傀儡，让他们替自己卖命。
说起用人和信任，那差别可大了去了。日本在中国曾利用过不少汉奸卖国贼，但真正能让他们深信不疑的没几个，反而因为怀疑而杀掉的不少。
汪精卫像小狗一样向日本乞求，想做他们的傀儡，而日本正好也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大，需要的傀儡就多，加上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傀儡换得勤，真心投靠的人又少。汪精卫是国民党里的老资格，还当过国民党副总裁，对日本来说，他确实挺有吸引力的。
但是，日本方面对他产生了怀疑。毕竟，他身为一个大国大党的副领袖，灵魂竟然这么不值钱，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重光堂会议正在进行时，两边把各自的看法都说了出来。然后，在1938年11月15日，今井就坐飞机回东京去报告了。到了东京，陆军大臣板垣、参谋长多田等十多个日本的高级将领都聚在一起，听今井讲会议的情况。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后，普通官员留下来继续探讨。
日本军官们首先琢磨的是：汪精卫这是在不是故意拖延时间呢？
今井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并没有被中国人骗。
汪精卫的逃跑计划突然被耽误，这让日本官方立刻起了疑心，担心被骗。所以，当汪精卫真的跑到河内，还有那个打算在中国搞分裂活动的今井，他们不断给上司发电报解释，才被上司相信。
第二年的时候，汪精卫发表了那个支持近卫声明的“艳电”，公开跟重庆政府和蒋介石翻了脸。可就算这样，日本人还是不怎么信任汪精卫他们一伙人。
中国人对汪精卫在“艳电”里拿国家土地和权力跟日本做交换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就连日本的《国民新闻》也觉得这远远不够，说汪精卫提的条件日本根本不可能拿来当谈判的起点。特别是让日本军队撤出中国这一点，更是让人无法接受。
虽然汪精卫老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平”，还跟日本人讲了他和蒋介石私下吵得有多凶，比如“脸红脖子粗，好像马上就要动手”这些细节，想证明他投降日本是真心的，但日本人还是不信他和他的同伙。他们大多觉得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在暗中联手，“和平运动”不过是拖延时间的把戏，是想让想打败中国全面抗战的日本陆军放松警惕的诡计。
在重光堂谈判那会儿，汪精卫他们信心满满地向日本打包票，声称自己能拉拢到中国政府的一些军政大人物，还在西南好几个省份站得住脚，打算搞他们的“和平运动”。
可现实就是不尽人意，汪精卫和他的手下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如愿以偿地实现他们的计划。
【2、要不要支持汪精卫建立伪政权？】
日本对汪精卫的看法开始有所动摇。1939年刚开始那会儿，日本对汪精卫的支持没那么上心了。
近卫政府垮台后，接手的平沼政府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很冷淡，基本上是“看情况再说”。负责“渡边工作”的今井，被命令回东京去了。
他现在一门心思放在拉拢吴佩孚等人上了。汪精卫觉得很沮丧，甚至想过逃到欧洲去，还从德国和英国大使馆办好了签证。但没过多久，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继续硬着头皮向日本求情，想当他们的傀儡。
曾仲鸣被杀后，汪精卫那一帮人还有日本那边都挺担心汪精卫在河内会不会有危险。
日本方面派了影佐这个任务，就是要他把汪精卫安全送到别的地方。影佐呢，是从陆军省调到参谋本部来的，专门就是和汪精卫对接工作的。
另外，汪精卫想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落空了，继续待在河内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在日本的“庇护”之下，他于1939年5月6日溜达到了上海。
从那年春天开始，汪精卫就不断地向日本提出要建立傀儡政权，想出了好多办法和计划，但日本政府却一直拖着没答应。
汪精卫迫不及待，想先自己跑去日本，和日本那些掌权的人聊聊，然后再做最终的决定。
5月31号，汪精卫抵达东京，住在了城北泷野川的古河男爵的大宅子里。
这时候，日本政府里对于要不要支持汪精卫建立那个假政府，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
说到陆军这边，土肥原贤二和头山满他们支持吴佩孚，而堀场一雄那边则想直接找蒋介石谈。陆军最看重的就是有没有真本事，说白了就是军事力量和钱财力量，觉得谁有了这两样就能帮日本管中国。在这些条件上，汪精卫可不占优势。
海军那边觉得，应该让陆军一门心思放在平息事变上，免得同时跟苏联和中国开战。而外务省呢，它赞成汪精卫建立那个假的中央政府。
【3、汉奸的投名状】
因为日本政府里头对汪精卫该怎么用、有多大用意见不统一，所以他们忙着开会商量，而汪精卫呢，就住在古河男爵的别墅里等着消息。
一直到6月10号，首相平沼麒一郎才叫我去见他。1939年6月14日，中国的《上海导报》上说了日本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还有汪精卫心情的起伏变化。
日本的老一辈大佬觉得，汪精卫也就只能帮忙宣传下“和平”，每个月给他20万宣传费顶天了，这事还是交给在中国的日军地方特务去管吧。军部那边呢，觉得汪精卫能当伪“华中政府”的头儿，除了武汉石膏矿和统税的收入，每月再给他50万，管理嘛，归武汉陆军特务机关。但那些激进的年轻军官，对汪精卫评价可高了，觉得他既能宣传，又能“拉拢”中国军队，以后还能当“统一政府”的头儿。现在汪精卫得多搞军事活动，每月得给他500到1000万的军事活动费，这事得东京直接管。
所以，汪精卫到了东京后，就变得“控制不住自己”。特别是日本在是否加入德、意同盟上的争吵，导致海军和陆军内部起了争执，这也影响到了汪精卫。他一度被晾在一边，没人理他，甚至日本各派都忙着撇清关系，好几天都没人去他住的地方。汪精卫这下慌了神，脸上都带着哭相，干脆就称病不出门了。
1939年6月8号，中国政府宣布要捉拿汪精卫。这事儿传到东京后，日本方面怕汪精卫会变得更消沉。所以，6月9号，影佐他们就去汪精卫家里聊了聊，商量着让汪精卫发个声明啥的。汪精卫一听，立马就不哭丧着脸了。
这时候，日本已经对汪精卫想要建立的那个假中央政府的事情有了决定，他们没同意汪精卫的一些想法，特别是日本还没忘掉吴佩孚，不打算只让汪精卫一个人来“组建政府”，而是想让吴佩孚和汪精卫“联手”。但不管怎样，汪精卫去东京这一趟，算是基本达到了他的目的。
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得到信任，汪精卫就算心里有啥不满意，也只能硬着头皮挤出笑脸来。
日本打算让汪精卫来建立假的中央政府，所以从6月10号到15号，日本政府的几个大官接连见了汪精卫，跟他聊天，向他传达日本的打算，想让他听话。
汪精卫被捧得晕头转向，像个小跟班一样，一遍又一遍地低头哈腰表忠心。在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聊天时，他歪曲事实，硬说中日战争的“锅”得由中国背，还自称作为国民党老大，“很乐意背这个锅”。
大藏相石渡庄太郎表示，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是因为蒋介石采取了允许共产党一同抗日的策略。
汪精卫马上跟着点头，谄媚地说：
蒋介石因为接纳共产党一起抗日的政策，给国家带来了麻烦。我好几次劝过他，想帮他改掉这个错误，但实在没办法做到，结果还是变成了这样，我自己也有责任。现在，我决定跟蒋介石分开，重新搞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他跟板垣也讲，他最看重的就是剿灭共产党。他跟首相平沼坦言：为了不让抗战打起来，他好几次劝蒋介石跟日本“讲和”，但蒋介石觉得，要是和日本和解，那就没了独立和自由。
他埋怨蒋介石不懂日本人的“好意”。他对日本答应成立傀儡中央政府感到十分感谢，并说要亲自担起这个责任。
近卫和汪精卫碰了头，汪精卫一个劲儿地夸耀自己，说他正在努力拉拢重庆政府的军队，目标是超过一半，只要同意剿共，他就愿意联手。对于重庆政府，他的打算是想法子让蒋介石下台，然后找个国民党里的其他人来收拾局面，大家再一起合作，统一到“中央政府”旗下。这样一来，重庆政府的模样肯定会变，“中央政府”也就能跟日本“友好往来”了。
汪精卫已经做了不少卖国的勾当，但他还觉得不够，于是向日本主子赔罪说：“我真是惭愧极了。”他还表示，以后要“宣扬日本的真实意图，找回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下定决心让国民党正式答应日本的要求”。
【4、谁是正统的争夺】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开了个临时全国大会，会上大家商量后，通过了一个叫《抗战建国纲领》的决定。
这个决定说明了国民党在抗战时候的基本原则：
中国国民党带着全国一起抗战建国，要想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不光得靠我们党内同志使劲儿，更得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起扛起来。
为了让抗战建国的大计划落地，那个决议里对外交、打仗、政治、经济、老百姓生活、还有教育这些方面，都给出了不少详细办法，然后公布出来让大家照着做。
比如说像下面这些：
外交上，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联合同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起推动和平友谊，阻止日本侵略。对那些日本用武力在中国搞出来的假组织，还有他们的内外行动，我们都不承认，要取消掉。军事上呢，得把抗战部队集结起来，加强力量，保卫好祖国。
汪精卫在准备建立那个假的中央政府时，给日本出了个主意：
使用“不改变政府形式和法律制度”，只是“调整国家政策”的策略，来骗取名声、拉拢人心。
这就是说的那个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其实就是按照党的原则来治国，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还有中政会、国民政府以及五院组成的这套体系。
国民党是由伟大的革命民主斗士孙中山创建的，历史上它曾如同一面引领革命的风帆。不过，自1927年起，蒋介石和汪精卫改变了它的本质，拿它来对付革命群众，导致人民渐渐疏远了它。但到了七七事变后，它在抗日战场上出力，不管怎样，抗日毕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又重新赢得了人民的认可和支持。
汪精卫一直自称是国民党的正统头头，如今又想拿国民党当挡箭牌，掩盖他投靠敌人、背叛国家的罪行。
日本鬼子采纳了汪精卫的建议，在1939年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上定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里，虽然提到了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但话说得很明白，得改一改它们的内容，就是得“不跟共产党合作抗日，而是亲近日本和满洲，防备共产党”，这样它们才能被接受。
这是一种剥皮留瓤的做法，跟汪精卫的想法其实是一码事。
【5、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所以，在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西边的极司菲尔路76号地方，召开了假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说是“第六回”，就是接着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大会来的，想以此来显示他们是国民党的“正宗”。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两百四十多人，其中包括跟着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国民党人，有临时拉来凑人数的国民党成员，还有的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上海的那个新闻记者公会执行委员金雄白，他并非国民党成员，但也去参加了大会当代表。高宗武也是一样，他虽然不是国民党人，却也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大会，并且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的副主席，以及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但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重庆那边的国民党竟然宣布把高宗武的党籍给开除了。
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和一些在重庆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人，他们装扮成各种“正当”职业的人参加了大会，目的是摸清日伪的动静。
伪“六大”的主要目的就是更改重庆国民党原本的抗战建国纲领，变成“追求和平、剿灭共产党、建设国家”的纲领。
所说的“和平”，就是不打抗日了，乖乖地让日本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咱们的国家主权、领土、资源，还有咱们老百姓；而那个“建国”，就是再搞一套跟重庆国民党名字不一样，但实质一样的党和政府，帮着日本人欺负咱们；至于“剿共”，就是把坚决抗日的共产党和他们的军队当成大仇人，还借着这个名义跟重庆国民党对着干，反对他们的抗战计划。其实啊，这就是给日本人在中国驻军找借口，掩盖他们占领咱们国家的事实。
1939年8月30号，那次大会上通过并发表的宣言，同意了近卫声明里的三个主要观点。
所以，现在告诉大家：
从现在开始，咱们得把“抗战建国”的口号换成“和平建国”了，要把打共产党看作是和平建国必须要做的事。毕竟，和平是为了让建国之路顺顺利利，而打共产党呢，就是为了清除建国路上的绊脚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调整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特别是在外交上，我们不再坚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他们帮凶的方针，而是转而强调“尊重外国朋友”、“欢迎国际伙伴”，积极推行友好邻国政策，为东亚的长久和平打下基础，并且寻求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
汪精卫一伙不仅抛弃了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还背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以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定的抗战建国计划，他们走了别的路，另起炉灶建了个党：汉奸党。
汪精卫坚称他们召开的“六大”跟国民党的历次大会是相承相接、没有断档的，是正儿八经的“主流”会议。
这么说吧，他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就已埋下伏笔。那时候没法“和平”，所以只能抗战。现在有了“和平”的可能，于是就把抗战建国改成了“和平建国”。
中国老百姓不反感和平，心里头还巴望着和平呢。但汪精卫嘴里的“和平”和抗日群众心里的和平根本不是一码事。他光在文字游戏上下功夫，不顾实际内容，想让大伙儿相信他那“六大”主张是接着国民党的老路子走，其实他那投降日本、打共产党的方针，跟抗战建国的原则根本对不上号。
汪精卫自以为很聪明，盘算得很好，但其实，他只是在白费力气。
汪精卫在“六大”上发的宣言，拿“三民主义”当最高指导原则，但其实是按日本的意思，给这些原则换了套新说法。说到民族主义时，他压根儿没提反对日本侵略，也没说要保护咱们中华民族的独立。
说到民权主义，汪精卫瞅准了老百姓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爽，想讨大家欢心，就宣称仗打完了，得开个国民大会，定个宪法，让国家正式走上宪政的路子。
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是管大事的最高机构，里面的人只能是国民党党员。但汪伪国民党想打破这个规矩，就让汪精卫去请国内那些有本事、有智慧的人，加入他们的中央政治委员会。这些人啊，只要不是共产党员，不管属于哪个小团体，都可以一起来帮忙解决国家的问题。
这意思就是说，他认为汪精卫比起蒋介石来，更懂得民主，更愿意让政权对外开放。
说到民生主义，主要就是强调它和共产主义根本对立，一个劲儿地宣扬他们那套消灭共产主义的错误观点。
这样一来，汪精卫提倡的“三民主义”正好合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意，他就可以像贴标签一样到处宣扬，挂在嘴边到处说。
【6、汉奸的“合法”手续】
汪精卫做了背叛国家的坏事，却还假装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到处骗人。他不仅胡乱解释“三民主义”，还硬把孙中山先生关于大亚洲主义里提到的中日应该合作，一起为两国未来打算，以及中日两国应成为亚洲民族独立的推动力这些话，拉扯到他与日本的“和平”关系上，作为自己的借口。
如果孙中山在天有灵，他肯定会严惩这个背叛师门、大不敬的家伙。
汪精卫声称他的“六大”符合国民党规矩，那就得不承认重庆的国民党。因此，大会打出恢复国民党正统的旗号，还通过了一个整理党务的方案，里面主要包括：
从1939年1月1日开始，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都不算数了；所有的中央和地方党务机构都等着重新组建，党章也要改，废除总裁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一个主席，代替总理来管事；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还有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都由大会选出来继续干原来的工作，另外，大会还多选了38个中央执行委员，20个候补执行委员，26个中央监察委员，16个候补监察委员，一起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大会还发电报请各地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赶紧到上海来，一起商量国家大事；在中央委员没全到齐之前，中央开会时，实际到场的人超过一半就算达到法定人数了。
汪精卫在汪伪“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选出了中央执监委员等人。这次大会只开了一天，就匆匆结束了。
汪精卫跟日本人说，重庆的国民党里“很多人”都支持他搞“和平”建国的想法，他们有的是因为怕共产党，有的是被蒋介石的独裁给压住了，心里有想法也说不出来，行动上也受限制。
随着他发起的“和平行动”不断推进，这些人有机会获得自由，离开重庆。国民党中央里确实有不少人跟着汪精卫背叛了国家，但如果说“大部分是这样”，那就夸大其词了。
反正呢，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主张“抗战”，而汪精卫那帮人则是投降日本，这种原则问题咱们得分清楚。心里装着国家的国民党人，是不会跟着汪精卫去“往火坑里跳的”。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