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返城潮与知青群体的历史贡献：农村与边疆留下的青春足迹

1979年秋天的北方，天气已带着凉意。那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句“不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成了几十万知青心头久久回荡的信号。从1955年北京60名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算起，这场横跨近三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尾声。知青们用青春与汗水在中国农村和边疆的土地上画下了一道道不容抹去的印记。

新中国建立后，城市的青年们从热闹的胡同巷口，背起行囊，走向遥远的田野。1955年，第一批北平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征黑龙江。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里写下“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句话一度在青年学生中流传甚广。1957年底，已有近8万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务农。天津、上海等地也陆续组织了志愿垦荒队，队员们带着大城市里的新鲜词汇和稚气未脱的脸庞，站在江西、黑龙江、内蒙古的土地上，和农民们一起下地插秧，学着用牛耕地，夜晚围坐在煤油灯下谈起家乡的故事。

这场运动在1968年12月22日被推向高潮。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城市里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们，成批成批地被动员“上山下乡”，而广大农村和边疆也在期盼着这些“有文化的新鲜血液”的到来。当时年长的村支书常常对新来的知青说：“你们来了，咱这山沟里也热闹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8年至1979年，1650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老三届的近600万毕业生更是分赴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山西、延安等地。有人后来回忆，那几年几乎家家都有亲人“下了乡”，孩子们在火车站挥手告别，眼里有不舍，也有对未知的期待。

知青们到了农村，最初的日子是带着城市青年的天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有人背着从家里带来的收音机，到了晚上就在土炕上给小伙伴们放一曲流行歌曲。白天，他们跟着农民学犁地，连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好意思叫疼。延安一位当地老人曾在回忆里写道：“北京来插队的知青娃，刚来时连镢头怎么拿都不晓得，几天工夫手上全是血泡，但没人哭鼻子。”后来，这些知青和农民一起在田间修渠、种地、修建水利，修筑道路电站。那时候，村口的墙上常常贴着“大干快上”的标语，队部的黑板报会专门写上一行“欢迎新知青同志，咱们一起加油干”。

很快，知青们的“浪漫”被现实的生活磨平了棱角。冬天的北方，早饭桌上常常只有玉米面糊糊，煤油灯下写信回城，信里夹杂着想家的思念和对未来的迷茫。但他们也逐渐明白了土地的分量，感受到农民生活的艰辛。每天清晨鸡叫头遍，知青们跟村民一起下地，扛锄头，背粪桶，吃过早饭后才能歇口气。有人回忆：“那会儿，谁要是偷懒，老乡一句话‘小同志，咱农村不是讲花样的地儿’，比啥都管用。”

知青队伍里，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人成了先进典型。许多人被毛泽东多次接见——那是极高的荣誉。豫剧《朝阳沟》唱遍全国，唱段“咱们工人有力量”成了那个年代青年的口头禅，甚至还被改编进了村里的文艺演出。乡亲们围在戏台下看知青排戏，孩子们在台下学着唱“朝阳沟”的腔调，觉得这些“新来的大哥哥大姐姐”像英雄一样。

“老三届”的知青，是共和国同龄的一代。那些年头，孩子们在《新华字典》里查字认字，课余时还会背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对他们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既有文化，又有革命热情，是社会主义接班人。1968年号召后，城市里许多干部自觉送子女到农村去，很多家庭的年饭桌上，父母会反复叮嘱：“去了乡下要听话，跟着老乡多学本领。”一位知青回忆：“我妈那会儿眼圈红着，塞给我一双自做的布鞋，说‘到了那边别怕，咱是去干大事的’。”

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年景里，街头巷尾谈论最多的是“分配去哪儿”，有人去了黑龙江，有人分到新疆。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前三年里，“老三届”等近600万毕业生奔赴最艰苦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山西等地。后来有延安当年的干部说：“那会儿，陕北高原一下子多了近28000名北京知青，场面真不小，连老红军都说像长征后又来了一队队伍。”

劳动之外，知青生活中也有温情与欢乐。村里过年，知青们和乡亲们一起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晚上，大家围在炕头讲故事，偶尔还会唱上一段老上海的流行歌。知青们学会了用黄土和麦秸糊炕，跟着老乡学做陕北面食。有人提起，当地的老人常说，“知青来了，咱村里多了点新鲜事。”一位知青后来说：“我第一次吃到‘羊肉泡馍’，那是在延安，老乡非要我多添一碗，说‘外地娃娃不容易’。”

知青们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命运紧紧相连。很多人后来与村民保持了几十年的联系，甚至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成了“第二故乡”。村里孩子考学、务工，知青们帮忙出主意，甚至自掏腰包资助。退休后，有人回到曾下乡的村子，一头扎进新农村建设。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成了后来许多人心里最温暖的记忆。

知青群体中，部分人被选拔进入农村基层领导岗位。1974年，国务院知青办统计，下乡知青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有293万人，占知青人数4.3%。这些基层干部为农村经济发展和改变落后面貌，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根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的记载，1976年还有32.5万人担任各级职务。有人后来回忆：“那年队里分我当会计，算盘打错了，老支书拍着我的肩膀说，‘慢慢来，知青娃勤快，咱村有希望了。’”

知青们接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在火热的实践中形成了坚韧、顽强的品质。很多人返城后，凭着在农村练出的韧劲和踏实，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在党政机关、科研、经济、文化艺术领域，拥有知青经历的人屡见不鲜。老干部队伍里，不少群众反映最好的人，就是那些“下过乡、吃过苦、心里装着群众”的干部。改革开放后，知青们经历了社会转型，面对待业、下岗、再创业，依然保留着农村生活锤炼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公开回忆在陕北插队的七年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人的意志。”这段话，被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深以为然。有人说，那些年在农村苦过、累过，后来再遇到难处，就觉得“还有啥过不去的坎儿”。

“上山下乡”的实践，让一代青年在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中学会了坚韧与务实，也让他们懂得了什么叫“接地气”。知青们普遍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人在工作岗位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知青和农民之间的深厚感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股稳定的力量。也难怪延安的干部会说：“咱陕北高原，接纳过红军，也接纳过知青。两拨人都留下了说不完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多有记载：知青到来的那几年，农田水利设施建得快，乡村文化活动多了些，连村里的黑板报也常换新内容。江西一位老知青回忆：“那时队里搞水利，我和村里两位老农一块儿抬石头，手上磨出血泡。晚上收工，村口还挂着大喇叭放广播，讲的就是各地知青先进事迹。”有学者后来评价，这种群体性社会实践，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一段经历，对农村经济、文化、思想观念都有深远影响。

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与时代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建设重心转移，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增强。1980年政策正式转向，不再动员知青下乡，知青们逐渐返城。知青们在农村和边疆留下的建设成果、文化影响和精神财富，却长久地浸润在那些土地上，成为后来人难以复制的记忆。

村口的老柳树下，常有老人念叨：“知青走了，咱村还是得往前走。可那年冬天的炕头，热闹劲儿再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