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北京中南海迎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特殊客人。他不是什么达官显贵，也不是社会名流，而是一个从湖南乡下来的老农。令人诧异的是，这位老农的到来并未受到任何阻拦，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找毛泽东告状。

这位老农叫谭世瑛，他的状纸内容更是惊人——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地方政府枪毙了。他坚信儿子是冤枉的，而他能想到的唯一能为他做主的人，就是他儿时的同窗，如今的国家主席毛泽东。两人在中南海重逢，昔日的情谊与今日的“冤屈”交织，一场关乎情与法的考验就此展开。

往事并非如烟

要说清这桩“告状案”，得把时光拨回到四十多年前的1910年。那一年，年仅17岁的毛泽东，还是个一心想走出韶山冲看看外面世界的少年。他挑着行李，徒步五十多里地，来到邻县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然而，学校有条铁规：只招收湘乡本县子弟。来自湘潭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被拦在了门外。就在他据理力争、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学校的国文教员谭咏春出现了。谭咏春正是谭世瑛的父亲，他破例给了毛泽东一次“补考”的机会。

毛泽东以《言志》为题，写下了一篇令谭咏春拍案叫绝的文章。谭咏春当即认定此子是“旷世英才”，在校务会上力排众议，甚至激动地放出话：“如果学校不收毛泽东，我们就辞职归田！”最终，毛泽东得以破格入学。

入学后，谭咏春对这个外乡学生更是关怀备至，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和他同班同宿。毛泽东家境贫寒，带来的被褥单薄，谭世瑛便从家里拿来自己的衣服给他，天冷时两人就挤在一个被窝里取暖。毛泽东放假不回家，就住在谭家，感受着家的温暖。

有一次毛泽东在学校病倒，昏迷不醒。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等家人从五十里外赶来，后果不堪设想。谭世瑛见状，立刻叫来父亲，父子俩硬是把高高大大的毛泽东背去了医院，又接回家里悉心照料，直到他完全康复。这份恩情，早已超越了师生和同学的情谊。

公私两难的抉择

一别数十年，世事两茫茫。当年的同学已经成为国家领袖，而谭世瑛的生活却在解放后陷入了困境。由于他的两个儿子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一个当过营长，一个当过排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他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被管制了一年。

生活无着，谭世瑛想到了昔日的同窗好友。1950年，他试探性地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信中一句“近况如何，甚念”，让谭世瑛备受鼓舞。于是他再次去信，直陈困境，希望能安排一份工作。

然而，毛泽东的回信却委婉地拒绝了。他建议谭世瑛依靠土改分田或者在乡里设法解决，并没有动用权力为他开后门。事实上，当时向毛泽东求职的亲友故旧络绎不绝，其中甚至包括对他有大恩的亲戚，但他无一例外地回绝了。他定下了一条铁律：不搞任何特殊化。

不过，对于谭世瑛，毛泽东心中终究是念着旧情的。拒绝安排工作后，他又私人补寄了300元钱，希望能解老同学的燃眉之急。但钱终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谭世瑛的生活依然艰难。

一封信与一个真相

到了1955年，谭世瑛因眼疾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去武汉治病。毛泽东回信同意，他才得以离开家乡。然而到了武汉，他要找的亲戚恰好不在，谭世瑛心一横，干脆直接北上，来到了北京。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但谭世瑛很快就道出了来意：“润之，我这次是来告状的！我的两个儿子都被枪毙了，你可要替我做主啊！”他认为地方政府处理过重，存在冤屈。

听到这番话，毛泽东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没有当即表态，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深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一方面，他让秘书安排谭世瑛住进医院治疗眼疾；另一方面，他亲笔给湖南湘乡县委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只客观陈述了谭世瑛反映的情况——两个儿子被枪毙，本人被管制，至今未能加入农会，最后只写了六个字：“请你们查明告我。”他没有透露自己与谭世瑛的深厚私交，只是以一个普通公民反映问题的口吻，要求地方查清事实。

结语

调查结果很快就送到了北京。材料显示，谭世瑛的两个儿子手上都沾有血债，属于罪行严重且不肯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枪决完全符合当时的政策法规，并无冤假错案。而对谭世瑛本人管制一年，则是因为他不服判决，到处申诉，有妨碍公务的行为。

真相大白。在谭世瑛即将离京返乡时，毛泽东又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他坦诚地告知了调查结果：“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他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国家主席，也无权干涉司法公正。

同时，他语重心长地劝慰老同学：“你应当在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

拿着这封信，谭世瑛心中豁然开朗。他明白了，毛泽东没有忘记旧情，为他治病，为他认真调查，这已是情分。但在国法原则面前，再深的情分也不能逾越。回到家乡后，谭世瑛安心务农，凭借自己的文化帮助乡邻，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这段往事，也成为了公私分明、法大于情的一个深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