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8日，电视剧《繁花》剧组发布严正声明，直指前工作人员程骏年（网名“古二”）非法录制并公开主创私人对话，内容涉及王家卫对演员唐嫣的评价、陈道明记词困难等敏感言论。剧组称其行为属蓄意剪辑、恶意传播，已构成侵权，并强调程骏年因不满“前期责任编辑”的署名待遇而泄愤报复。这场由录音引发的舆论风暴，表面是隐私与名誉之争，实则揭开了一道长期存在于影视行业的深层裂痕——谁才是真正的“创作者”？署名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权力逻辑？

“前期责任编辑”这一职位，在《繁花》剧组的声明中被定义为“前期资料收集小组成员”，职责限于剧集筹备阶段的素材整理，不涉及剧本创作。然而，程骏年却坚称自己是《繁花》剧本的实际构建者之一，独立完成了阿宝的金融线、李李的复仇线等核心情节设计。他提供的创作文档、采风记录和录音证据，指向一个与官方说法截然不同的事实：一位青年创作者以“助理”之名，承担了编剧之实，却最终被排除在署名之外。这种“做多署少”的落差，正是此次冲突的根源。

为何一份看似普通的职员署名，会激化成一场公开对抗？关键在于署名在影视行业中的象征意义。片头编剧署名不仅是荣誉，更是著作权归属的公开宣告，直接关联后续的行业认可、项目邀约乃至经济收益。而“前期责任编辑”通常位列片尾，属于非核心岗位，观众几乎不会留意。当一个人实际贡献了剧本的原创性内容，却被置于这样一个辅助性头衔之下，无异于劳动价值的系统性否定。程骏年披露的录音中，王家卫一句“就几千块钱，又干助理，又能写剧本，多划算啊”，被广泛视为对年轻创作者的轻视，也折射出行业内部资源与话语权的严重失衡。

从法律角度看，中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创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署名权受法律保护。即便未在作品上署名，只要能证明实质性参与了独创性表达，仍可主张权利。司法实践中，已有未署名编剧凭借手稿、沟通记录等证据成功维权的先例。但现实困境在于，青年创作者往往缺乏合同保障与议价能力，其创作过程难以留下完整证据链。一旦项目成型，主导者凭借资源与地位，轻易便可将集体成果归于个人名下。王家卫过往作品如《阿飞正传》《花样年华》虽均署其一人编剧，但业内皆知其剧本多为片场即兴生成，依赖演员与团队协作。这种“导演中心制”模式长期存在，却因艺术光环而被默许。

这一事件对普通观众的影响，远不止于八卦窥探。它提醒我们，荧幕上的每一句台词、每一段情节，背后都可能是一场未被看见的劳动博弈。当创作成果被少数人垄断署名，青年人才的上升通道便被堵塞，行业创新也将逐渐枯竭。观众所欣赏的“王家卫风格”，或许不只是导演个人的美学，更是无数无名写手共同浇筑的结果。面对此类不公，创作者应尽早签订权责明确的创作协议，保留全过程证据；行业也需建立更透明的署名规范，避免“幕后英雄”沦为“隐形劳动力”。

未来，《繁花》录音事件或将走向法律裁决，但其揭示的问题不会随声明而终结。王家卫的创作哲学——“电影在摄影机前诞生”——本无可厚非，但若以此为由漠视他人劳动，则艺术便成了权力的遮羞布。数字时代，信息难以被完全封锁，类似的曝光只会越来越多。影视行业亟需重建对创作伦理的敬畏，让署名真正成为贡献的镜像，而非权力的奖赏。否则，每一次“繁花”绽放，都可能伴随着无声的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