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伊尔库茨克车站外冷雾翻滚，一列满载日军俘虏的绿色军列嘎然停下。“我们真的能回家吗？”一名少尉用近乎颤抖的俄语小声问同伴。“闭嘴，别乱想，”旁边的军曹压低声音，“等会儿看那些穿白袍的女人脸色再说。”一句并不起眼的对话，道尽了六十多万关东军俘虏此后数年的全部惊恐。那群被苏军称作“东洋部队”的人，原以为终点是敦贺港，没想到命运却将他们抛向辽阔而幽暗的西伯利亚。
雅尔塔会议结束刚满五个月，苏军的列车从滨海边疆区一路驰入中国东北。坦克、火炮、骑兵与机械化部队昼夜兼程，数日之间便将号称“皇军精锐”的关东军击成一盘散沙。抵抗像被拔掉插头的收音机，噼啪几下便熄了声。8月15日，东京广播里传来昭和天皇颤抖的“终战诏书”，但对大多数关东军士兵而言，更震耳欲聋的却是苏军装甲履带辗过冻土带来的金属轰鸣。
替日本守卫“生命线”的关东军在1931年“九一八”后便扎根东北，至1945年，人数已超过70万。装备精良、狂信武士道的部队，一夕瓦解，让苏军获俘数字迅速攀升。根据苏联远东方面军战史记述，至9月中旬，共有近57万名日本官兵和约4万多随军平民被编入“战俘及遣返司令部”管理。数字在不同档案中略有出入，民间则流传“六十万”的说法。
战俘们最初的幻想很简单：日本投降，自己不过是暂时羁押，等到国际红十字会或美军进场，总能飘洋过海回家。但苏联的算盘打得更响。战火令他们损失了逾2700万国民，其中1600多万是青壮年。漫长的战后重建需要无数双劳作的手臂，于是这批日俘自然成了“补缺的工业原料”。
乌兰乌德、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车窗外飞逝的冻原几乎看不到边，每到一处都有人被点名下车。分散关押的命令来自莫斯科：避免集中暴动，也便于就地补充劳力。从西伯利亚森林采伐，到哈萨克草原挖煤，再到库页岛的渔场、外贝加尔的金矿、乌拉尔山脉的冶炼炉，数百座劳改营迅速填满了灰绿色身影。
真正令俘虏心惊的，不止是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也不止是望不到头的工时，而是那一道名为“体检”的关口——由苏军野战医院临时抽调的女护士把守。按规程，俘虏得接受健康分级：甲等体力劳动，乙等轻体力，丙等待遣返。可是标准并未写在纸上，而是藏在护士的指尖。她们戴着皮手套，毫不客气地在战俘大腿内侧一捏，若皮下尚有弹性，便被粗声宣布：“还能干活。”如果指尖直接碰骨，那才算“丧失劳动能力”，可进入遣返名单。
最初大多数关东军把护士视作生路，却很快发现对方只是换了白袍的审判者。有些人偷偷往裤腰里塞稻壳，想制造“富余脂肪”的错觉；有人凌晨喝下整锅冷水企图增重；还有少数极端者用钢锯片在自己腿上划口子，期望“先伤后归”。然而，西伯利亚的规则比刺刀更冷，护士一句“再长胖点就回去”，便把所有伎俩击得粉碎。
从1946年春到1947年末，战俘的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官方统计的死亡原因依序为：冻伤并发症、肺炎、营养不良、工地事故。可在幸存者的回忆录里，最难忘的却是“漫山遍野的蚊虫”。夏季沼泽蒸腾，成群蚊蚋扑面而来，干活稍作停歇，裸露的皮肤立刻浮起星状血点。有人笑称自己成了“活着的输血站”，但笑声里全是苦涩。
苏军高层曾放出风声：只要完成定额铁路铺轨就能提前遣返。然而定额一月一变，轨道却如长夜拖得看不到尽头。到1948年，约42万战俘仍在营中，真正被列入首批回国名单的仅两三万人。消息飘到日本本土，不断放大的数字演变成“六十万去、西伯利亚，只剩三万归”。这样的说法在当年的横滨码头流传极广，以至于久而久之被误认成铁案。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并非完全无视国际压力。同年秋，美、英在联合国俘虏问题委员会上连番质询，苏方同意以“年减五万”的节奏释放。可操作层面却掺杂政治考量：技术兵种、工程兵、通信兵优先留下，意在让这些脑力劳工参与战后工业恢复。于是，许多原本站在列车台阶上准备登车的人被一把拽回，驱赶到木材厂或兵工厂，连告别都来不及。
劳改营的女性医护究竟在战俘记忆中留下多深刻的恐惧？有俘虏写道：“更怕她们的手套，而非岗楼上的机枪。”这并非夸张。医护与看守合二为一，当她们摘下白袍，换上呢子大衣，照样能端着莫辛–纳甘步枪在雪地巡逻。关东军曾试图发动小规模突围，结果对面护士掏出手枪干脆利落地击倒头目，剩余人再无胆量妄动。
1949年初，苏联在人口普查表里新增一栏：“外籍劳动力”。那年冬，平库铁路全线贯通；同年春，哈巴罗夫斯克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官方宣传本土工人丰功伟绩，只在角落里简短标注一句“辅以俘虏支援”。那些关东军的汗水和血却毫无痕迹地融进了冻土。
到1950年12月，最后一批被判定为“不可劳动”的俘虏离开海参崴港。苏联档案记载，余下约47万五千人被陆续送回，因病、事故或自杀死亡五万余名。数据与日后流传的“三万幸存”截然不同，但在归国战俘口耳相传的苦难叙事里，数字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段日夜被女护士“掐大腿”选择生死的经历，像一道无法结疤的旧伤，时时隐痛。
悲剧的底色并不让人同情。自1931年至1945年，关东军在东北主持“满铁警备队”“宪兵队”“731部队”，制造细菌战、活体实验、集体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们沦为他人手中的劳工，既是战败者，更是加害者。人们看到的是报应，却很难产生怜悯。
苏联的政治教育在劳改营并未中断。红星报、列宁著作、斯大林演讲稿被发到每间木屋。与其说是思想改造，不如说是维稳手段：让战俘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崩塌，他们的唯一归途是写下“悔过书”。许多人照本宣科，内心却空洞麻木；也有人真信了，回国后加入左翼社团，高举红旗游行，结果被当局监视，工作、婚姻皆受排斥。这些人终生被贴上“西伯利亚归来者”标签，活在双重阴影之间。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归国战俘出台所谓“恩给”补贴，但附加条件苛刻：需写详细自述，证明未在苏方接受“共产宣传”。不少人因拒绝或无法书写而失去微薄补偿。昔日骄傲的帝国军人，在筑地市场扛鱼筐，在新宿高架桥下摆摊，引以为傲的军衔成了沉重负担。社会冷眼、家族疏离、心理创伤，种种后遗症